江苏睢宁一乡村社区集体分红成新年俗 万斤猪肉发到户******
(新春走基层)江苏睢宁一乡村社区集体分红成新年俗 万斤猪肉发到户
中新网徐州1月12日电 题：江苏睢宁一乡村社区集体分红成新年俗 万斤猪肉发到户
中新网记者 朱志庚
“开门红呀咯好模样，满天锣鼓敲不够……”农历腊月二十，江苏睢宁北郊的邱圩新型农民集中居住区张灯结彩，村民载歌载舞过大年。在睢宁县金城街道邱圩社区集体经济收入分红大会现场，邱圩社区拿出30万元为村民准备了猪肉、莲藕、红薯粉条、春联、口罩等年货，全社区1000余户家家可以免费领取到丰富的“分红年货大礼包”。
分红大会现场，村民欢喜领到“分红年货大礼包”。 朱志庚 摄尽管到春节还有10天，但是邱圩社区已经开启“过年模式”，氛围浓厚。数百栋二层小别墅贴上红窗花，门前都挂上红灯笼。在百姓大舞台广场，喜庆的音乐声中，社区16个村组的村民代表，身着新衣，围上红围巾，等待领取“分红年货大礼包”。舞台上，村民自编自演的跑旱船、打钱杆、扇子舞等节目更增添浓浓的年味。
村民载歌载舞庆祝分红。 朱志庚 摄“这块肉不错，这部分可以切成肉丝炒着吃，下面的可以做水煮肉片……”村民围在猪肉边，开心地谈笑着。为了保障食品安全、肉质新鲜，邱圩社区从本地一家肉联厂购买10000斤猪肉，现场切割，每户村民可以领到10斤。
“我们过年大礼包除了猪肉之外，还有10斤莲藕、5斤红薯粉条、2副春联、2包口罩。莲藕、红薯粉条都是我们村集体合作社种植生产的有机特色农产品。”邱圩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成辉介绍，2022年，村集体收入达到120万元，除去一些办公开支，还有一部分盈余。经村民代表大会同意，社区拿出30万元，首次为村民分红，购置年货。
村民现场领到10斤猪肉。 朱志庚 摄在分红大会现场，获评“最美家庭”称号的村民代表上台领取荣誉证书。“好多年没有看到这么有年味的场景了，如今富起来的邱圩过年氛围真浓。”邱一洋家庭获评最美家庭，77岁的邱一洋说，家里三儿一女，都已成家。一大家人都是二层小别墅，生活衣食无忧。“我这么大岁数，还是头一回领到不要钱的年货。过年就吃猪肉炖粉条，这日子美得很哩。”
爷孙俩带着“分红年货大礼包”回家。 朱志庚 摄邱圩社区原是一个区位较好但产业基础薄弱的社区，3773人、1000余户村民居住在松散凌乱、基础配套设施缺乏的村庄。2017年底，张成辉到任社区支部书记后，多次和社区“两委”商议，广泛征求村民与党员代表意见，在金城街道党工委全力支持、指导下，进行老旧村庄改造，实施邱圩社区农房改善项目。
村民李佳现场直播销售邱圩特色农产品。 朱志庚 摄“农房改造涉拆16个小组1000户居民。目前，集教育、医疗、购物、休闲于一体的18万平方米、1100套房屋已建成，村民喜搬新家。”张成辉说，邱圩社区获得“省级特色田园乡村”等称号，打造了乡村振兴邱圩样板。
2017年11月9日，张成辉到任后发现村集体外欠账达140万元。为了摘掉“经济薄弱村”的帽子，从2017年底，社区采取众筹、入股等渠道完成了200万元的筹款，牵头成立睢宁县志兴集体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徐州半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徐州初心物业有限公司。集体合作社流转土地2197亩，经营藕虾、稻虾共养、特色红薯等项目，推出了“俺村邱圩”系列特色农产品，比如生态米、莲藕、香薯、荷叶茶、粉丝、干花等。如今这些产品实现了“线下农超对接、线上平台销售”，年销售额超过8000万元，集体经济收入也增加到目前的100多万元。
藕农举起硕大的莲藕，庆祝丰收。 朱志庚 摄张成辉说：“我们下一步的村集体收入目标是300万元，到时候发放的过年大礼包东西更多。我们会把发放分红年货大礼包延续下去，形成我们的新年俗。”
“欢迎来到俺村邱圩直播间，这是我们邱圩的土特产，生态米、有机莲藕、红薯粉条……”在邱圩社区电商中心创客之家，主播李佳正在现场直播。李佳介绍，自己是东北人，老公是邱圩本地的。由于自己富有东北人的幽默感，因此邱圩社区成立公司后聘用她来做直播销售。这里生态越来越好，她在这里的收入越来越高。
邱艳虎与挖藕人一块商量春节前莲藕的销售情况。 朱志庚 摄虾耕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邱艳虎在村里承包了200亩流转土地，发展藕虾共养。据了解，邱艳虎大学毕业后曾在南京工作了9年。2018年，他发现家乡变化特别大，于是萌生了回乡创业的想法。如今，随着经验积累，邱艳虎的家庭农场突破藕虾共养模式，套养了泥鳅、鱼等，农场一年的净利润超过20万元。邱艳虎说，临近春节，外地客商几乎每天下午都来拉走10000多斤莲藕，装车出口到日本、韩国。
宜居宜业和美的邱圩新型农民集中居住区。 朱志庚 摄“新春来临之际，邱圩社区全体村民领到了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村集体经济的红利。下一步，我们计划推进金城街道15个社区村级集体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全力推动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融合发展。”谈及金城街道未来如何发展，金城街道党工委负责人邢剑信心满满。(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 题：“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记者 阚枫 当“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202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的14.2%，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指标。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遇到“银发浪潮”，如何将“老年负担”变“长寿红利”，这是中国必须攻克的大课题。 环视全球，西欧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地区，而亚洲国家中，日本、韩国都有应对老龄化的丰富经验，东西方社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林玲子，韩国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金益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院(NIDI)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老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专家们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会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潜能。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现实，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对于老龄化，中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虑情绪。在人口政策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方面，日韩两国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的经验之谈？ 林玲子：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发挥人力潜能。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口能力的政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更重要。亚洲国家必须适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相应地调整政策。 金益基：韩国社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主要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计生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对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影响。1996年开始，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风向，由限生转向促生，但这为时已晚，日本和韩国的促生政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资料图：韩国首尔明洞街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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