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力中国】除夕年夜饭预订火热 外卖、预制菜也迎来销售高峰******
中新网1月18日电(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万物迎春送惨腊，一年结局在今宵。”除夕的“脚步”越来越近，年夜饭预订火热起来。
据中新财经记者了解，北京一些知名餐馆除夕年夜饭销售紧俏，部分“老字号”的除夕年夜饭包间所剩无几，有的已完全售罄。年夜饭外送服务、年夜饭预制菜品也都迎来了销售高峰。
资料图。 中新社记者 李雪峰 摄知名餐馆年夜饭预订火热
“现在除夕年夜饭的包间已经订完了，除夕中午饭也没有包间了。”17日，峨嵋酒家总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除夕晚上大厅还有散桌，需要早点过来。”
据工作人员介绍，今年峨嵋酒家总店针对年夜饭推出了多种套餐，价格从699元至1888元不等。
不只是峨嵋酒家，“老字号”鸿宾楼某门店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表示，今年除夕年夜饭预订特别火爆。“除夕当天的包间很早就订完了，目前一楼大厅还可以预订年夜饭套餐，但要提前过来交定金。大年初一的包间也订满了。”
除夕还未至，“老字号”曲园酒楼的员工们已经开始忙碌起来。“最近几天很忙，中午、晚上的包间爆满。”曲园酒楼工作人员称，“今年除夕年夜饭分为两轮，现在也都只剩一个小半包，除夕中午的包间已经没有了。”
除了传统“老字号”餐厅，北京知名“网红”餐厅胡大饭馆，今年首度开启年夜饭预订。“通过近期的年夜饭预订等数据，我们发现线下消费在加速恢复。今年春节预计是一个行业消费复苏的拐点。”胡大饭馆运营负责人张胜滔介绍。
某生活服务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1月16日，“年夜饭”主题堂食套餐线上订单量周环比增长118%，8-10人的团圆家宴需求最旺。
线上年夜饭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在餐厅吃年夜饭难订到合适包间，不少人就将目光转向能将餐厅招牌菜送到家的年夜饭外送服务。
图为外卖年夜饭 李锐供图某外卖平台数据显示，1月4日至1月8日，“年夜饭外卖”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长4倍，“年夜饭预订”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长2倍，提供年夜饭菜品的商家数量相较去年同期增长20倍。
近日，中新财经记者在外卖平台搜索“年夜饭”，发现很多餐馆都推出了年夜饭外卖套餐，价格集中在几百元至几千元之间，亦有不少餐馆提供“年菜”单点服务。
面对餐馆纷纷上线年夜饭外卖，不少消费者关心，年夜饭外卖与在餐馆品尝到的菜品口味、品质是否一致。
上线年夜饭外卖的峨眉酒家总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店里年夜饭外卖的菜品和现餐的品质、价格一样，可以直接在线上购买年夜饭套餐。”
“线上消费者点外卖，会越来越注重品质，尤其是像年夜饭这种家庭聚餐，只要品质到位，价格能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那么大家对线上年夜饭的接受度也会越来越高。”中国大酒店中餐营运经理宁玉光称。
宁玉光说，随着餐饮逐渐复苏，大家的消费需求越来越旺盛，预计今年春节线上线下年夜饭会迎来一个销量高峰。
预制年夜饭也迎来销售高峰
“去年春节在北京过年，自己做年夜饭的话，准备起来麻烦，味道也没法保证，就提前买了半成品，味道还不错，今年考虑再买一些带到老家去。”目前在北京工作的小玉向记者表示。
资料图：顾客正在选购“年夜饭”预制菜。 张浪 摄如今预制菜日益普及，无论是线上平台，还是线下餐馆、超市，都能买到种类丰富的预制菜。临近春节，线上线下各渠道也抓住机会，推出了各种年夜饭预制菜品。经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初步统计，今年年夜饭预制菜供应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近20%。
人们购买热情下，预制菜也迎来销售高峰。据商务大数据对重点电商平台监测，“2022全国网上年货节”启动后的10天内，半成品菜肴受追捧，预制菜销售额同比增长45.9%。
某生鲜电商平台数据显示，年夜饭相关菜品销量同比增长500%。该平台联名各地知名餐厅推出的“年夜饭套餐送到家”系列，一周内已被抢订8000桌年夜饭。
记者17日在某电商平台注意到，部分商家推出的预制年菜、年夜饭套餐销售火爆，有“老字号”售卖的预制年菜还出现缺货现象。
资料图：北京某大润发旗下超市年菜销售专区。 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今年，大润发、盒马等商超也均推出预制年菜。在北京某大润发旗下超市，笋干牛腩、川味夹沙肉、红烧牛筋等多款预制年菜正在售卖，专区一角还竖立着“年菜火热预订中”的牌子。超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年菜售卖得还可以，如果想要团购，可以打电话预订。”
今年，你的年夜饭准备怎么吃，在家做还是去餐馆？(完)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凤凰彩票地图 |
